如何解读《物权法》？在我看来，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。

首先，《物权法》本身并不是一部完全创新的法律，并没有提出与过去不同的根本制度。它是对改革开放近30年来关于有形财产权规定的一种更科学、更全面的完善和总结，它让财产权有了更具体的标准，更便于司法操作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升华。

《物权法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：一部分是过去已经有规定、现在照样写进来的。这部分内容相当多，大约有一半左右。其中包括国家所有、集体所有、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范围，土地出让、转让制度，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等。还有一部分，是原来规定不够完善、现在加以完善的，如《担保法》中的一些内容。最后，有些制度是过去没有、现在创新的，如善意取得、关于业主的规定等。但这些都不是对社会生活具有最重要、最根本影响的制度。

物权的核心是不动产，不动产的核心是土地。关于土地、房屋的制度，事实上，过去零零散散已经有了一些，但是不够科学、不够完善，现在《物权法》则加以归纳和提高。另外，像私有财产保护，《民法通则》和《宪法》修正案中都已经有了相关条文。又比如关于征收征用的制度，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外商投资企业法》都规定在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进行征收征用并给予补偿，《宪法》也写了进去。

因此，我们不要缩小《物权法》的意义，但也不必将它夸张成完全的创新。

对《物权法》解读的第二个方面，是关于如何看待《物权法》制订过程中出现的争议。这些争议其实是三种思维，即传统性思维、现实性思维和现代化思维的冲突。从最后审议通过的《物权法》来看，这三种思维都被考虑进去了，有些方面还混杂在一起。

传统思维的特点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，体现在所有制划分和主体地位的确定上。《物权法》的主体到底是什么？立法中有两种划分方法。一是按世界各国通行的民法原则，分成“自然人”和“法人”。这引起很多人的反对，认为只讲法人所有权，不讲国家所有权。后来采取变通，主体部分还是按“自然人”、“法人”划分，在“所有制”方面，则按照“国家所有”、“集体所有”和“私人所有”来划分。但矛盾仍然存在：同一个法里面怎么能有两种主体划分方式呢？最终，放弃了民法里应有的自然人、法人划分方式，采用了按照所有制来划分，即按照意识形态传统的划分。

这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仍然导致了争议：国家和私人怎么能平等表述？毕竟《宪法》里“公有”和“私有”的地位是不一样的，更何况社会主义公有是基础。《物权法》就陷在这个矛盾中，没有提供最后的答案。

所谓现实性思维，主要体现在关于土地权利的立法方面。在物权立法中，在关于土地的问题上，很多专家建议立法面向未来、略有超前，让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流通、流转，包括农村的房屋等。最后经过多次反复，还是采取现实主义的办法，按现有法律规定、国家政策来决定。土地问题涉及农村，我想这是出于稳定的考虑。

第三个思维是现代化思维，或称更多与国际接轨的思维，主要体现在担保制度中。如引进了美国的动产担保交易，未来的财产也可以作为担保手段，半成品、原材料都可以进行抵押，还把浮动抵押的制度也包含进去。

这些规定应该完全符合当今最新的国际商业需求。银行实际上最关心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哪些东西可以做担保？第二，享有了担保权利以后，清偿的顺序怎么样？第一个问题在《物权法》里解决了；第二个问题则在《破产法》里解决了——《破产法》从颁布以后，都是按有抵押权的优先，优先于劳动债权。这样的思维正符合国际统一的、先进的思维模式。

《物权法》解读的第三个方面，是关于公有财产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的问题。

民事关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主体平等，因此，《物权法》提出对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实行“平等保护”。这样的规定丝毫不特殊。不过，在立法中，这还是第一次明确地写上公有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保护，最后还坚持下来了，这很不简单。

但是，我们仍然要看到以下两点。

第一，国家财产不只是由《物权法》保护，而是有多种法律来保护，而且我们必须还要制定一些法律来使国有资产不致流失。但私人财产保护没有其他的私人财产法律来保障，主要就是靠《物权法》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的地位和保护手段还是不完全一样的。

第二，私人财产权益如果受到其他私人的侵犯，问题比较好解决，法律上并不困难。但私人财产如果被公权力侵犯，是最危险、最难办的，这个问题过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国家财产被私人侵犯的情况非常多，但最主要的是被掌管国家财产权利的人侵犯，这已经是一个国家财产如何管理的问题，不是《物权法》本身所能解决的了。

《物权法》既保护公共财产又保护私人财产，但寄望于在《物权法》里写入更多条文来解决国家财产受侵犯的问题，是不现实的。这需要其他法律配套完成。加之私人财产保护主要靠《物权法》，因此，《物权法》更多地以私人财产保护为宗旨，多规定一些这方面的条文，是完全正确的，不能说这是忘记了国家财产的保护。

《物权法》的立法过程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。现在立法的难度在于，越是民主立法，越是公开征求意见，反馈的意见也越多。《物权法（草案）》有1万多条意见，《劳动合同法（草案）》甚至有十多万条，体现了越来越多元的利益冲突。这种冲突发生在残存的意识形态冲突背景下，使得各方最后只能寻求一个平衡点。

现在的《物权法》，其实把很多意见都吸纳进来了。例如，“总则”里面写进“以公有制为基础”，但把“平等保护”也坚持下来了。其实有些内容不必在这里写——《宪法》中已经有了，何必多此一笔？

还有关于国有企业管理者责任的条款，本应属于《公司法》、《国有资产法》的范畴，不是《物权法》要调节的问题。但写上这一笔，就能让一些人得到安慰。这就是妥协，不然总是僵持。

一部法律必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，《物权法》也只能够体现中国现阶段的状况。每一部法律都有其完善前进的一面，也有妥协滞后的一面，现实情况不允许我们过分理想化。《物权法》实施以后，还需要我们做一些怎样的工作？

首先，不要寄望于出台实施细则来细化《物权法》的规定；而且，《物权法》也不会带来很多对以往法律法规的废除和修改。但有一些问题仍需明确。例如，登记制度需要完善，征收征用所涉及的公权力行使的程序尚无规定，一些地方物业管理机构设立可能需要公权力介入，等等。

总之，涉及行政权力如何行使的问题，都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规定。但这些都不是《物权法》本身的细化，而与《物权法》有关的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应该提出相应办法，以配合完善《物权法》的实施